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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从《甄嬛传》看国剧为何火到海外？******
中新社北京6月3日电 题：从《甄嬛传》看国剧为何火到海外？
中新社记者 吴侃 门睿
近年来，国产剧“出海”呈现新趋势，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从“零散”到“批量”，题材上也从古装剧“一枝独秀”到多元题材“全面开花”，国剧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掀起追剧热潮。
在众多“出海”影视作品中，《甄嬛传》可谓“神剧”，开播十余年依然热度不减。海内外网友拿出“放大镜”对剧集逐帧解读，“甄学家”们将时下种种热点与之进行天马行空的关联，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不断引发热议。
《甄嬛传》剧照《甄嬛传》何以让海内外观众常看常新？国剧海外“圈粉”原因何在？国剧如何助推文化交流？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青年对话”邀请中国青年演员、《甄嬛传》主演蓝盈莹和泰国华裔青年、南京大学博士韩冰展开对话。
蓝盈莹认为，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海外对中国的关注度更高，通过影视剧，外国观众能更多地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韩冰表示，中国影视剧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激发了海外观众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甄嬛传》为何常看常新？
中新社记者：《甄嬛传》开播11年来，始终活跃在观众视野中，剧中“金句”也常被“翻新”成网络热门话题，这部剧受到观众认可的原因何在？
蓝盈莹：作为主创人员，我非常高兴看到《甄嬛传》开播11年来一直得到观众的喜爱。我认为《甄嬛传》热度不减最重要的原因是剧集制作精良。每位演员都要经过几轮试戏才能拿到角色，并在角色创作过程中尽心尽力。导演、摄影等每一位主创都精益求精，力求通过剧集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如剧中的篦子、手炉、螺子黛、点翠旗头等道具，及宫中的礼仪典制等都参考了史实，尽量还原细节，做到有据可查，经得起观众用“放大镜”考量。
《甄嬛传》讲述了一个情节跌宕起伏、充满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的故事，也塑造了很多真实丰满、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即便是一些小人物也有自己的“金句”，值得反复品味。网友们常说“没有《甄嬛传》接不住的梗”，大家将剧中的经典桥段或台词与时下的社会、生活、人文热点相结合，经过二次创作对剧情产生新的理解，既契合又有趣，也赋予了剧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让剧情的解释力与时俱进。
《甄嬛传》剧照中新社记者：《甄嬛传》不仅在中国很火，也受到海外观众喜爱。韩冰是如何与《甄嬛传》结缘的？《甄嬛传》在泰国受欢迎程度如何？
韩冰：我刚到中国留学时，导师建议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向我推荐了《甄嬛传》，看完全剧后我就成了“后宫迷”。《甄嬛传》是为我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的钥匙，此后我一直学习了解相关知识，阅读了很多介绍中国历史的书籍。
《甄嬛传》还原了一些历史场景，以大臣朝见皇帝的镜头为例，《甄嬛传》中这个场景并不是发生在太和殿，而是在乾清门外“御门听政”，这才是符合历史的演绎。看这部剧会让我有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感觉，每一次重看都能发现不同的细节，加深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印象。
在泰国有泰语配音的《甄嬛传》播出，也吸引了很多观众，形成了剧迷群体。11年前《甄嬛传》刚开播时，我在一家泰国网站上写关于中国清朝历史的博客，点击量达到几百万，这在泰国是很高的数字。后来也有很多泰国博主介绍相关历史，中国古装剧在泰国越来越受欢迎。
国剧为何在海外受到欢迎？
中新社记者：前些年古装剧是国剧“出海”的主力军，近年悬疑类、都市类、现实类等题材收获了一大批海外观众，为什么这些国剧能在海外圈粉？
蓝盈莹：长期以来，中国古装剧在海外市场上很受欢迎，从《甄嬛传》《琅琊榜》到《长安十二时辰》，这些剧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戏曲绘画、诗词典籍、礼俗服饰、中华美食等中华文化元素均有涉及，深受海外观众喜爱。
如今古装剧“独占鳌头”的情况被打破，走出去的国剧呈现出题材多元化特点，尤其是现实题材的作品表现亮眼，比如《人世间》《山海情》等，这类现实题材作品聚焦社会发展、家庭关系、子女教育、亲情爱情等海内外观众共同关注的议题，很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过去在海外看国产剧的大多是华侨华人观众，如今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海外对中国关注度更高了，很多外国民众也会通过现实题材影视剧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悬疑剧也是近两年在海外崭露头角的国产剧种，像《白夜追凶》《隐秘的角落》《开端》等剧，凭借缜密的思维、烧脑的剧情和出人意料的反转收获了海内外多方好评。
中新社记者：国剧“出海”泰国的情形如何，其被泰国观众接受的原因有哪些？
韩冰：一直以来中国影视剧在泰国都很受欢迎，泰国电视台不断引进各种中国影视剧，早期以古装剧为主，近些年中国的民国剧、甜宠剧、悬疑剧等多种类型的影视剧都开始在泰国走红。
影视作品“走出去”终归要依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果观众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有先行了解，那么就更容易接受这一文化背景下的影视作品。以泰国为例，我认为泰国观众喜欢中国影视剧的原因在于两国文化上有相似性和共通性，泰国观众在收看中国影视作品时能够轻松地理解其中的文化含义，如此一来作品的好口碑就更容易传播开来。
图为2021年11月3日，云南昆明的一个文创产业园内，一个译制团队的负责人在介绍已经译制出口的影视剧。 中新社记者 李嘉娴 摄影视作品如何助推文化交流？
中新社记者：流行文化产品具有跨文化沟通的潜力，影视作品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流行产品，其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增进民心相通方面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韩冰：相比于其他文化产品，影视剧较容易实现跨文化传播，能够推动中外文明交流。观众通过影视剧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百姓的生活，也能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民俗习惯、伦理道德、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特别是制作精良、具有共通性的影视剧更容易被身处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理解。
影视剧具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很多海外的观众通过看剧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兴趣，激发了他们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很多中国影视剧在海外流媒体播出，流媒体的播出机制更灵活，内容更加多样化，这也使外国观众能以更便捷、个性的方式观看影视剧，了解中华文化。
中新社记者：中国影视剧出海应该如何挖掘中外价值观中交融的部分，让全球观众从中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
蓝盈莹：国产影视剧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但仍缺乏全球性的爆款剧集，爆款影视作品的出现并非偶然事件，还需以持续向海外传播高质量的同类型作品作为基础。因此保持稳定、高水准的创作十分必要。
国剧应当进一步在质量上精益求精，在剧本打磨、画面质量、人物造型、演员表演、后期制作等全流程提升制作水准。近年来中国影视行业分工更精细化，影视人才不断涌现，在新技术的运用和智能制作方面也更成熟，国剧质量大幅提升，这是中国剧集“走出去”的基础。
真实是现实题材电视剧的重要元素，国剧需要立足现实发掘创作素材，讲述真实可感的故事，才能突破不同的文化语境获得共鸣。中外观众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但情感上是共通的，成功“走出去”的国剧还需要透过熟悉的生活场景传递人类共同的情感，才能够与海外观众心意相通。(完)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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